印度的中国研究观察

——基于2019年11月参加第十二届全印中国研究年会有感

在参加了中国南亚学会年会三年后，2019年11月，我终于有机会参与全印的中国研究年会，可以近距离观察印度的中国研究现状。虽然作为外籍老师，我无法深度参与会议组织过程，但因为这次会议由金德尔全球大学（以下简称“金大”）承办，我还是可以全程旁听会议的内容。

 这次会议有来自二十多个科研院所的60多人参加了发言，实际参与人数超过百人。在11月8-10日两天半的时间内，会议共安排了十三个sessions，每个session 有三到七人发言。另外，金大作为承办方，还邀请了印度的外交部副部长（Minister of State, Ministry of External Affaires, Government of India）Shri V. Muraleedharan先生作为晚宴的主宾，并做特别致辞。开幕式上，金大邀请了印度知名宪法学家M.P. Singh做主旨发言；闭幕式上邀请了前驻华大使Nalin Surie前来致辞。这次会上，中国研究所的元老级研究者如Manoranjan Mohanty先生及夫人、Partricia Uberoi女士、Sreemati Chakrabarti和资深级的Ashok Kantha（现任主任）、Alka Acharya女士（前任主任）、Ravi Bhoothalingam先生、Krishan S. Rana大使等全部到会。

当然，与中国南亚学会作为一个会员制社团组织年会不同，中国研究所不是以协会形式，而只是以学术平台的形式组织这样的年会，所以，不见得这个领域的知名学者都会参加，如中国学者所熟悉的狄伯杰教授和谢钢教授等都没有参加这个年会。另外，一些比较活跃的从事中国研究的机构，如国际大学、古吉拉特中央大学、喀拉拉的圣雄甘地大学、加尔各答大学、杜恩大学等中国研究机构并没有代表参加。但这次年会还是有一定代表性的，关注中国研究的大多数机构，如中国研究所、尼赫鲁大学有关中国研究的几个院系、德里大学有关中国研究的院系中心、国防研究与分析研究所、印度国家转型研究所、卡耐基印度、印度理工（马德拉斯）中国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中心、印度管理学院（Indore）、金德尔全球大学、曼格拉姆大学、Shiv Nadar大学、本奈特大学、安贝卡大学（德里）、CMS学院（Kottayam）、海得拉巴大学、尼赫鲁国家博物馆和图书馆等。

这次年会的中心主题是“法律、治理与社会” （Law, Governance and Society），是以投稿为基础来选择参与者，大多数以年轻学者或学生为主。从投稿情况看，真正从法律角度做研究的，也就一两篇，如关注外商投资法的修改或泛泛关注中国的法治改革；真正从中国治理角度研究的文章，四五篇就不错了，网络治理、知识产权治理体系、环境治理体系、贤能政治；真正关注中国社会的文章，大约四五篇，社交媒体、剩女、社会信用体系、医疗保障等。其实大多数还是从双边关系、周边关系、安全、外交、中印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历史现象等角度看中国。金大贡献了两个特别讨论组，一是从中国入世谈判、国际援助及民间组织发展看中国的治理；二是从在印度教中国法治和文化的角度分享一些观察。

 印度中国研究所成立于1969年，比中国南亚学会的成立早10年，今年是中国研究所成立五十周年。在开幕式后的第一个session，中国研究所的元老们Mohanty教授、Patricia 教授、Sreemati教授特就中国研究所的过去和未来做了回顾与展望。他们提出了很多有意义的命题供年轻人思考，如中国研究的印度视角是什么？中国研究作为语言还是学科来关注？印度的中国研究应该离政府政策更近些还是更远一些？作为主持人的Krishna S. Rana教授坦诚指出他的担忧，世界上可能只有印度是允许没有中文基础的学生攻读中国研究的博士学位。他强调语言在中国研究中的基础作用。这些元老级的学者把脉准，自我反思能力强，这也是中国研究所在印度有非常高声誉的源头活水。另外，像Mohanty教授和他的夫人都快八十岁高龄了，三天全程参与，并积极提问和参与讨论，让人无比感动。其他的中国研究所负责人如康特大使、前主任Acharya 教授等，几乎也是全程参与，体现出他们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从纵向看，印度的中国研究还是有比较多的进步的。在中国文献的翻译方面，以狄伯杰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这两年将中国的古典文献如《论语》等和重要著作如《季羡林评传》翻译成印地语。参加过全印中国年会多次的学者，如我的金大同事、原中山大学的黄迎虹教授认为，现在年轻学者的中国研究水平已经比原来提高了不少。他还提到，为了培养年轻学者，中国研究所也和哈佛燕京、北大等合作，做出了很多努力。另外，我们也观察到，印度慈善机构最近成立了中印基金会，其中项目之一就是要培养中印研究学者。还值得关注的是，一些年轻的私立大学如金德尔全球大学、Ashok大学、本奈特大学、Shiv Nadar大学在创建早期就设立了中国研究机构或聘请中国研究学者。

当然，这离印度成为中国研究的大国的目标还有不少距离。就我个人观察，印度的中国研究还有两个比较明显的挑战。因为一些比较活跃的学者和机构尚没有参加全印中国研究年会，以下也只是局部观察而已，所以，只能理解为针对这次参与者表现的一个简单归纳：

印度前驻华大使Nalin Surie呼吁，印度的中国研究应该有自己的特色。Mohanty教授在发言中，也多次提到印度需要对中国研究有视角贡献，他也赞成谭中先生在其他会上所提到的，文明链接应该是印度学者中国研究贡献的优势点。来自俄罗斯的Alexsandra Mineeva老师分享了她对中印文化相似点的观察。当她把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给她的印度学生读时，她的学生没有她读这本书时的兴奋感，而是告诉她印度也如此啊。当她把佛教引入中国之前的历史跟印度学生分享时，学生们也感到很相似，这其实也说明佛教在中国生根发芽是因为跟印度文化有很多背景共识。我本人也观察到，看印度的媒体，除了边界，中、印巴关系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外，在讨论中国国内问题时，印度媒体的视角跟纽约时报、BBC等没有差别。这说明印度记者中熟练掌握中文的太少，也说明印度国内学者尚不能在中国研究中贡献自己的独特视角和智慧。以法治领域为例，印度法治研究大家不少，在国际上德高望重的也不少，但尚不能找到一位专业领域资深，同时又懂中国法的学者。这跟美国法学界很不同，美国的顶级法学院基本上都能找到一位用中文做专业研究的学者，如哈佛的Alford教授，哥大的Liebman教授、纽约大学的Cohen教授等。印度学者要想做出自己的独特贡献，既需要专业领域很强，同时又有语言基础和中国文化的理解力，任重道远。

从年龄上看，印度中国研究的学者是一种哑铃形状，资深的高龄学者有几位，九零后也有一些，四五十岁的中青年学者比较少。从专业背景上看，基本上是以汉语言研究或国际关系为主。从学术训练上，老一辈的还在哈佛、哥大等接受过比较严格的学术训练，年轻学者海外知名学府读书的少，能感觉出研究方法训练的缺乏，当然也有少数例外。能说中文的，基本上都是尼赫鲁大学毕业的，近亲繁殖问题或许值得重视。Mohanty教授也对此表达了担忧，认为师门传承限制了印度中国研究的想象力。从发言的年轻一代学者看，如果对标国际高水平中国研究者的水平来评估他们的话，他们中文水平尚处于一知半解阶段，没有狄伯杰老师这一代那么精深；专业背景也不扎实，另外，还相对浮躁，缺乏印度早期中国研究学者的谦卑心态。不过，略让人感到欣慰的是，那些有专业背景但不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倒是给人很多启发，另外也发现了个别不在中国研究圈子里浸染但接受过较好专业训练或长期实践经历的年轻学者，他们思维不受局限，说不定在专业比较研究方面贡献更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