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印度研究观察
——基于参加2016年11月中国南亚研究年会有感
来印度不久，在同事推荐下，看到了香港天大研究院特约研究员彭念发表在南亚观察上的一篇稿子《中国大陆南亚研究现状概述》[1]。彭先生评价了从事南亚研究的领衔机构和知名专家的情况后，认为，中国南亚研究相比较其他地区国际研究水平，研究实力和水平有限，不能满足中国大陆的政策咨询需求，具体存在以下两个问题：研究人员老龄化、分散化、国际交流少，中青年学者能力有限、不专注南亚等；中国大陆的南亚研究主要关注印度、巴基斯坦，极少关注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和不丹等。阅读此文两年后，也想就这个话题说说自己的观察。
2016年11月份，有幸参加了中国南亚学会2016年度的年会，也是一次换届年会，终于可以亲身感受南亚学会的学者氛围。不过以下分享主要是初印象，不是严格的实证研究。
南亚学会在会员的发展方面，是一种开放策略，任何关注南亚研究的中国大陆学者都可以参会。我虽然是在印度从事中印比较研究，但经申请也被邀请。这种开放性的学会风格，有利于壮大南亚学会。据大会介绍，这次年会有170多人参加，更多院校成立了南亚研究中心或印度研究中心，如山东大学、中原工学院等。
这次年会上，看到了很多年龄在三四十岁之间的年轻学者，他们有些英文很好，有些在印度读过学位。当然，因为深入交流有限，对他们是否专门从事南亚研究，何时开始介入南亚研究以及他们的研究成果尚不甚了解。据孙会长介绍，这次年会发言人的安排，也是根据所报主题相关性，不按资排辈，鼓励年轻学者分享。会上，的确有一些年轻人做了很有意思的分享，有些研究也很有深度。
南亚学会在结构上采取了会员开放，但理事、常务理事、副会长会兼顾传统优势研究机构的配额制。这种结构有优势之处，既开放源头活水，又稳定中坚力量。当然，对于南亚学会在培养年轻学者、搭建不同南亚研究机构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方面的功能尚不了解；对于南亚学会，如何发现新秀，并以机制化方式纳入中坚力量，也了解尚少，还有待于进一步挖掘。
南亚学会的学者氛围让人感觉相对单纯积极，学术争论坦诚而深入。从随意交流中，能感觉到，大家对谁在哪方面有研究专长，比较熟悉，也很尊重。老一辈研究学者对新一代年轻学者非常鼓励关心。三个环节的讨论，大家参与都非常积极，一些老一辈资深学者也坚持到最后，并且大家非常坦诚深入的交换不同观点。随着南亚研究的壮大，希望这种氛围还能很好的保持下去。
在看到了南亚研究积极而有希望的一面后，也想分享一下对印度研究现状所存在挑战的观察，可以概括为“一个研究战略问题，两个研究定位问题，三个研究方法问题”。当然，因为介入印度研究的学术圈子尚短，很多观察可能是有局限的，仅作个人观点供参考。
个人认为，在南亚框架内研究印度，存在战略问题，印度应放在更大的格局中去研究。首先要作为一个承接世界新秩序的战略合作伙伴来研究。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世界格局正从美国主导的二战后世界秩序往更多元化国家尤其是新兴国家转移[2]。单一的新兴国家都无法独立承担新格局的领衔角色，但是，几大新兴国家一起却是非常可能的。遗憾的是，目前研究的重心仍然是美国、日本、欧盟，对他们的研究相对具体深入，几乎我们所有公民都知道美国最高院有九个大法官，有几个学者知道印度最高院的功能？我们对要战略合作的新兴国家（俄罗斯可能稍好点）的研究是非常浅的。不了解彼此，是难以战略合作的，更不用说一起承担历史重任了。除了在新兴国家框架中研究印度，还应该将印度作为崛起的独立大国来研究。虽然大家对印度的经济崛起有不同的判断。但是，印度的人口基数在那里，这是大国的基础。另外，中印的对比研究，对于中国自身发展评估也非常重要。中印在人口、发展阶段、多元化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文化和政治结构很不一样，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印的不同路径给彼此提供了很好的参考样本，可以在相互取长补短中发展的更好。西方一些学者和智库已经开始认识中印对比研究的价值，一些学者和智库开始从中国研究转向中印对比研究。中、印本土学者更有本土优势，应该尽早介入，争取学术话语权。
一、对南亚包括印度的研究，主要停留在国际政策的分析上，对于其背后的决策机制缺乏了解。现有对印度的研究中，缺乏对其内部治理的基本了解，如其宪法确立的政治结构、法律体系、内部决策机制、利害相关人的程序参与及影响等缺乏基本的了解。我在年会的评论中提到了这一点，引发了共鸣。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停留在是什么（what），对为什么（Why）和如何产生的（How）)是不了解的，这种研究过窄过浅，既不能服务深度决策，也不能服务民间交流（people-to-people contact），如中资在印度的落地困境。在论坛中，有人问到中资在遇到的问题，没有一个学者可以给予正面回答，也算是一个小例子。
二、 对南亚尤其是对印度研究，侧重在安全和文化，缺乏跨学科支撑。目前从事南亚研究的学者集中在语言文化和国际关系背景，法律类、经济类、公共政策、人文类等领域的学者极度缺乏。想深度了解一个国家，不研究其宪法是不可能的；想推动经济战略合作，不了解其法律和经济是不可能的；想成为改变世界格局的战略合作伙伴，不了解其人文和公共政策等，也不可能的。这种跨学科交流，一方面为民间交流提供智力支持，包括商业投资，邻国观察，民间旅游等；另一方面，不同专业领域的跨学科融合，可以更好服务战略决策。略感欣慰的是，有个别法律方面的学者已经开始这方面的努力，希望这种局面会得到很快的破局改变。
一是远程研究误差大。从事印度研究的学者，有一些没有或几乎没有在印度生活或访学研究的经历。即使那些有的，待在印度的时间也往往限于短期出差，真正在印度生活、研究一年以上或在印度读学位的，少之又少。印度是一个非常复杂多元的国家，纸面上的印度和实际上的印度差距很大，不在印度生活过一段时间，做印度研究容易有误差。
二是过度政策化。因为一带一路政策的资金带动，南亚研究日趋繁荣。但是，从这次年会发言中也能感受到，大家的南亚研究基本围绕一带一路，而且政策化视角特别明显。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还是有很多不同的，需要有一批学者愿意开展严格学术研究，在这个领域默默耕耘，有助于避免南亚和印度研究过度政策化和情绪化。三是要加大中印合作研究。中国学者对印度的研究限于中文发表，印度学者中能用中文直接研究的人数非常有限，这导致中印从事中印比较研究的学者限于很小的圈子，很多研究成果不能共享和推广。中印合作研究，可以用中、英文共同出版，既能奠定中印学者在世界中印比较研究领域的地位，也能促进中印学者之间在更广的范围内分享成果。
在中国与世界的互动中，学者的角色很特别。语言是中国与世界沟通的主要障碍之一。决策者的决策和民间的认识，都需要学者凭借语言和研究优势，去先驱性探索，然后再转化为决策参考和公共知识。而让世界了解中国，也是需要学者们将一种带有专业视角的研究以其他语言传递到世界，让其他国家更好理解中国。与媒体相比，学者可以相对客观和深入的去了解一个国家，作出自己的解读。与政府相比，学者的声音也更愿意被世界聆听。中印尚存在巨大的信任赤字，但我相信，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邻国，是可以在深度了解后探索出战略合作的路径。
